说来奇怪，自从在哥本哈根召开有关地球变暖的世界环保大会后，暖冬就仿佛捉迷藏似的再也没有出现，风在小区广场肆虐，露在羽绒服外面穿着毛线裤的腿没一会儿就冻透了，一直没有治好的患有滑膜炎的膝盖开始钻心地疼，我不得不只转三圈就打道回府。在上楼之前，闫姐打来电话说她儿子鲍远刚从香港回来，弄来一批好电影，问愿不愿过去看。在大冷的夜晚躲在一隅看电影，这是个不错的主意，既躲避了邻居的暴力，电影故事又有可能为我如何能再见张展提供灵感——很多时候小说写不下去，电影都为我带来灵感。可在楼下打电话给丈夫，他坚决不去，他说今晚要把拍过的素材全看一遍。不想在寒冷的夜晚独自打车，只有试图上楼说服丈夫。可打开屋门，来到大厅，电视里正在播放的镜头却让我再也挪不动脚步。那是一个侧影，几乎是一闪而过，可当那一闪而过的侧影撞入眼帘，某种熟悉的信息不由得让你心头一震。
最初，你并不知道这一震意味着什么，不知道这熟悉的信息里包含着什么，我只呜呜嗷嗷朝丈夫大叫：“哎哎你快，快给我重放一遍。”丈夫不解地转过头，扫我一眼，当他发现我手指着电视里的画面，突然明白什么似的，赶紧让画面倒退。可他退的时间太长了，重放了好一会儿，那个侧影才又出现。
这回，他出现在画面上，我没有大呼小叫，因为他刚刚冒头，丈夫就将画面定格，似乎他在回放中知道我为什么一惊一乍了。
我依然惊诧，但这回不是因为这个镜头，而仅仅是为丈夫居然知道我的一惊一乍是源于这个画面。我盯着丈夫，情不自禁地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找的是他？”
“不知道哇！这是我偷拍的镜头。”
“你是说你不知道他是谁？”我问。
“不知道！我就知道他是一个志愿者，人们就叫他小Z，医院那天每周都能看到他，医院的人说，他做志愿者已经三四年了，但他就是不让拍，坚决不让拍。”
“他做什么志愿者？”
“给癌症晚期患者按摩。”
我直盯盯看着丈夫，似乎不信，自言自语：“怎么可能？”
“什么怎么可能？你认识他？他到底是谁？”丈夫皱着眉头，好像我在有意卖关子。
“张展，他就是儿子让我找的张展。”
丈夫一时愣住，继续冲我皱眉，皱着皱着，又重新回放镜头，边放边说：“真的是他？这学生很怪，医院拍了十几个志愿者，就没有不让拍的，你记得那天我跟你说过的音乐治疗师吗？她特别愿意上镜头，上镜头还非常有感觉，可这小子不一样，坚决不让拍。他越不让拍我越想拍，我就觉得他有故事。”
我没再说话，坐到沙发上，这时邻居的暴力也莫名其妙地停止了，屋子顿显寂静。在寂静的屋子里，与丈夫面面相觑，我嘴上说“当然有故事”，心里却又很难接受这样的故事。并不是我排斥正面形象。第一，志愿者这个身份不符合张展，在我了解的那些大学生志愿者里，有很多是为了出国铺垫经历，国外大学特别重视学生是否有过自愿为社会服务的经历，他已经就业了，不需要这个经历；在电视上，确实看到过正在工作的年轻人去当志愿者，但他们大多是到老少边穷山区支教，是加入国家某某共青团计划，有媒体引导、包装的成分；再就是像滨城大学遇到的几个大学生，为未来学业做些设计；这种默默地为癌症患者按摩，又常年地周三和周五坚持不断，不可思议。第二，张展早期叛逆，后来父亲去世，和母亲又不联系，他缺少让人信任的能做这种事的感情基础，尤其他如此年轻，那些濒临死亡的人在镜头上看一眼都心惊肉跳，他如何能做到长时间面对……当然，最最重要的，他破坏了我对他和斯琴、小不点之间关系的想象，虽然那天斯琴的话已经说明张展周三、周五去的不是发廊，可他的故事偏离爱情，朝另一条道拐弯拐得太远了，我没有心理准备。
“他爱戴毛线帽，在医院为什么没戴？”沉默许久，我对丈夫说。
“他是戴了，但一进门就摘了。他一向匆匆忙忙，周三上午三个患者，周五下午三个患者，每个患者一小时，那些晚期患者整天在床上躺着太难受了，有些有钱的子女愿意花钱雇人，但雇也没人干，可他从来不要钱。医生、患者和患者家属都老感动了，患者每天要排队等他。我偷拍他，就寻思怎么能跟踪他，他才是真正的志愿者，关键我觉得他肯定有故事。”
（孙惠芬）